伟华需要传承，精神需要接力。干事业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一群又一群人，一代又一代人。我们要把好的文化，好的做法，模式化、制度化让它凝固下来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。这样，即使有貌合神离的人进来，在系统构筑的强大的“文化执行力范式”中会被慢慢通化，成为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。
　　诚信既是一种世界观，也是一种方法论。
　　公司内部做事存在一个诚信问题，尤其是上级对下级。我们常说有的公司是可以卖力的公司，有的公司是可以卖命的公司。与让人“卖力”的公司，与让人“卖命”的公司有什么区别？关键就在领导讲不讲诚信上：要是领导不讲诚信，跟他干的人一看，他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不能信他，信任危机就发生了，部下别说“卖命”，“卖力”都不一定。共产党为什么胜利了，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？从诚信角度考察，共产党官兵讲平等，讲诚信，上下一心，危机来了，连长一声大喊：“跟我上！”他第一个跳出战壕，身先士卒，国民党就不然了，长官的皮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踢到兵的屁股上，危机来了，连长一声大喝：“给我上！”他缩在后头。一个是“跟我上”，一个是“给我上”，一个诚信地将自己的声明与部下捆在一起，另一个就缺乏这样的诚信，所以，一个打了胜仗，一个打了败仗。
　　从方法论角度看，诚信也要有制度设计，且看经典故事“分苹果”。一个苹果，两个孩子分着吃。如果让哥哥切，就会给自己切得多些，给弟弟切得少些；反之变然，怎么办？母亲想出一个办法：一个孩子切，另一个孩子挑。结果，不管让谁切，都会切得很均匀。分配不公是一种不诚信，配公平是一种诚信。制度设计合理，人就不容易偏离诚信的轨道。在窗口部门中，人即公司，公司即人，要让诚信水准各不相同的员工都不偏离诚信的轨道，制度设计绝对必要。在一些诚信体制发达的国家，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有不诚信的记录，那么，他的经理生涯可能就从此终结了，一个企业如果在银行有个诚信的记录，它可能在所有的银行就再也无法贷出款来了。如果一个公司对它的员工也建立一套“诚信档案”。发生不诚信的事就记录在案，那么，诚信意识不可能贯穿到每人每事了。